近日，英伟达被指控主动联系盗版网站“安娜的档案”，支付数十万美元下载500多TB盗版素材用于AI训练的案件，引发全球科技界与法律界的广泛关注。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，若指控属实，其“付费买盗版”的行为无疑是行业污点。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，此类行为的法律定性成为焦点。本文结合中国现行法律体系、司法实践及行业规范，系统分析英伟达被指控行为的违法风险与法律争议。

一、 数据获取环节：P2P与直接下载均面临高侵权风险

“安娜的档案”作为典型的“影子图书馆”，以去中心化、匿名化方式提供侵权文献内容，其本身的运营已涉嫌严重侵犯著作权。英伟达通过该平台获取素材的行为，无论采用何种下载方式，在中国法律框架下均存在明确违法风险。

1. 安娜的档案的技术特征与侵权本质

与传统盗版下载站不同，“安娜的档案”不直接托管内容，仅提供资源链接或索引，多数资源通过P2P（如BT种子）技术实现分布式存储与传输。这种模式虽看似降低了平台直接侵权的痕迹，但本质上仍属于为侵权内容提供“帮助与便利”，符合中国《著作权法》及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中“帮助侵权”的构成要件。而用户通过该平台下载内容时，因P2P技术的特性，自身往往同时成为上传节点，进一步扩大了侵权范围。

2. P2P下载的双重侵权风险

若英伟达采用BT种子、磁力链接等P2P模式下载素材，其行为已超出单纯“获取”范畴。根据中国《著作权法》第十条，著作权人享有“信息网络传播权”，即“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，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”。在P2P下载过程中，下载者会同步将已获取的数据片段上传至网络，供其他节点获取，该行为已构成对作品的“分布式传播”，涉嫌直接侵犯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。

尽管目前国内法院针对P2P下载中的上传行为尚无明确判例，但这并非法律空白，而是因版权人维权重点集中于商业主体的大规模盗版行为。对于英伟达此类以商业目的、大规模获取并传播盗版内容的行为，法院大概率会认定其具有明显侵权故意，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。

3. 直接下载的侵权认定：商业目的下的“购买盗版”即侵权

即便英伟达采用直接从服务器下载的方式，未参与P2P上传，其行为的违法性依然明确。中国司法实践中，对于商业主体“明知是盗版仍获取并使用”的行为，一贯认定为侵犯著作权。英伟达作为专业AI企业，明知“安娜的档案”提供的是盗版内容，仍支付费用获取高速访问权限，本质上等同于“购买盗版拷贝”，与企业使用盗版Windows、Office软件的行为在法律定性上并无差异。

从构成要件看，英伟达的行为满足“侵权四要件”：一是版权人对涉案书籍、文章享有合法著作权；二是英伟达实施了“获取+使用”盗版内容的行为；三是其行为未经版权人许可，无合法抗辩理由；四是其以训练商业AI模型为目的，具有明显商业获利意图，造成了版权人利益损害。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第五十二条，此类行为需承担停止侵害、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，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。

二、 复制与训练行为：法律定性的模糊地带

英伟达将下载的500多TB素材导入存储系统、备份、预处理（清洗、格式转换）并用于AI训练的过程，涉及“复制”与“训练”两个核心行为。其中，复制行为的定性相对清晰，而AI训练行为本身的法律定位的目前仍存在立法空白。

1. 复制行为的明确侵权属性

将盗版素材存储于训练服务器、进行备份及格式转换，必然产生大量数字化复制件，该行为属于《著作权法》意义上的“复制权”控制范围。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涵盖“以印刷、复印、拓印、录音、录像、翻录、翻拍、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”的行为，英伟达的上述操作完全落入该范畴。尽管复制的目的是为了AI训练，但“目的正当性”并非复制行为免责的法定理由，复制行为的合法性仍需依附于训练行为的定性。

2. 训练行为的法律定位空白

AI训练行为的法律定性是当前全球著作权领域的核心争议。其既不同于直接传播作品（如发行、信息网络传播），也不同于改编、翻译等演绎行为，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对作品内容进行分析、提取特征，转化为模型参数以实现智能生成功能。中国《著作权法》第十条在列举专有权利后，虽设有“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”的兜底条款，但该条款的适用需结合新技术特征由法院进行解释。

目前，我国尚无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AI训练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侵权，司法实践中也缺乏类似判例。这导致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，需结合《著作权法》的立法精神、兜底条款的适用规则，以及AI技术的特性进行自由裁量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

三、 合理使用抗辩：困境与有限突破

若英伟达在中国面临诉讼，其可能援引“合理使用”作为抗辩理由，但结合中国现行法律及司法实践，该抗辩的成功率极低，仅存在有限的探索空间。

1. 法定合理使用条款的适配困境

中国《著作权法》第二十四条列举了13种合理使用情形，均无法完全契合AI大规模训练的场景。其一，个人学习、研究、欣赏的情形，显然无法覆盖英伟达以商业目的、使用500多TB素材的行为；其二，适当引用条款要求“为介绍、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”，且需保留原作品片段，而AI训练是大规模消化内容、提取抽象特征，与引用的核心要件不符；其三，教学科研目的的合理使用，仅适用于教学科研机构的少量复制，英伟达作为商业企业，显然不符合主体要求，且素材规模远超“少量”范畴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明确要求“训练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，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”，该部门规章虽不属于法律、行政法规，但为AI行业划定了明确红线，进一步否定了使用盗版数据进行训练的合法性，与英伟达被指控的行为形成直接冲突。

2. 转换性使用的本土司法探索

转换性使用作为源自美国法的概念，近年来被中国法院逐步接纳，为AI训练行为的合理使用抗辩提供了有限空间。转换性使用的核心是“使用作品时赋予新的意义或功能，与原作品用途存在本质差异”，AI训练将作品内容转化为模型参数用于生成新内容，可被主张为一种转换性使用。

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“黑猫警长案”中，确立了转换性使用的“三步检验法”：在构成转换性使用的前提下，若不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、也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利益，可认定为合理使用。2025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在“奥特曼案件”判决中进一步暗示，AI训练若满足“数据来源合法、未对外传播训练内容”，可有限适用合理使用。但需注意，上述判例均以“数据来源合法”为前提，英伟达使用盗版素材的行为，从根源上违背了这一核心要件，转换性使用的抗辩基础已不存在。

3. 市场替代风险与司法态度差异

即便抛开数据来源的违法性，AI训练的合理使用抗辩仍面临“市场替代”的挑战。若训练数据包含大量特定领域专业作品，模型可能生成类似风格的内容，对原作品的市场需求构成替代，进而被认定为“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利益”。只有当模型仅学习抽象特征、替代效应极弱时，抗辩成功率才相对较高。

与美国法院在Anthropic案、Meta案中偏向认可AI训练的转换性与变革性不同，中国法院更注重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，对商业主体的大规模使用行为持谨慎态度。美国法院的相关判决尚未终审，且其法律体系与中国存在差异，无法直接作为中国司法实践的参考。

四、 立法与司法展望：在保护与发展中划定边界

英伟达案件折射出AI时代著作权法的普遍困境：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法律滞后性之间的矛盾。结合中国法律实践，未来可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明确规则，平衡创作者权益与技术创新需求。

1. 立法层面：填补空白，建立多元机制

其一，增设AI训练的合理使用条款。可借鉴日本《著作权法》，明确“不以欣赏作品思想或情感为目的，且未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权益的AI训练行为，可认定为合理使用”，划定合法训练的边界。其二，建立批量授权机制。推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或新型授权平台发展，为AI企业提供便捷、低成本的大规模授权渠道，破解“授权难、授权贵”的行业痛点。其三，明确转换性使用标准，将使用目的、转换程度、市场影响等纳入合理使用的判断体系，减少司法裁量的不确定性。

2. 司法层面：路径选择与裁判倾向

在立法尚未完善的情况下，中国法院针对类似案件可能采取三种路径：一是技术性回避路径，不正面评价训练行为的合法性，直接以“盗版获取+未经许可复制”为由认定侵权，回避核心争议；二是区分来源路径，对使用合法授权数据的训练行为保持开放态度，对盗版来源数据的使用直接否定合法性；三是有限容忍路径，在“数据来源合法、不输出原文、不替代原作品市场”的前提下，对训练行为给予有限合理使用认定，但严格限定适用范围。

就英伟达案件而言，若在中国审理，法院大概率会采用前两种路径，直接认定其数据获取与复制行为侵权，无需正面回应训练行为的定性，既符合现行法律规定，又能起到保护著作权、警示行业的作用。

五、 结论

在中国法律框架下，英伟达被指控的“付费买盗版”用于AI训练的行为，违法性明确且风险极高。数据获取环节，无论采用P2P还是直接下载方式，均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、复制权；复制环节的侵权属性清晰，训练行为虽存在定性空白，但无法成为免责理由；合理使用抗辩因数据来源违法、不符合法定情形，难以成立。

此类案件的最终解决，依赖于法律在保护创作者与鼓励技术发展之间重新划定边界。对AI企业而言，合规是底线，唯有通过合法渠道获取训练数据、建立完善的版权审核机制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。英伟达案件应为全行业敲响警钟：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尊重知识产权是科技行业的立身之本。